北臺灣三貂社的族群互動與濱海社會變遷（1683-1920）

本文指出18世紀以來三貂社人，在面對外在環境與族群勢力變動之際，能夠維持部落生計與維繫部落共同體，從而形塑多面向的族群互動關係，個中關鍵因素，是部落所處的「海洋環境」及其所採用的「生計模式」。海洋環境使得社番與漢人在符合官方制度規範的前提下，所訂立的墾佃契約的內相，是呈現「港灣與山林埔地」的不同營生模式。

隨著19世紀初期漢人勢力的擴張，三貂社人從舊社遷移至新社地點。遷至新社的社人，面對發展山區與輸出山產的經濟需求，他們運用部落所處的水運交通優勢，配合原先善於利用港灣水域資源的生計行為，應對漢人群體對所處生存空間的競逐，避免了社人因經濟貧困而出現的離散。17世紀的三貂社人，受到海洋環境與貿易路線的影響，形塑成善於交易且具「商業性格」的族群性； 19世紀的三貂社人則逐漸轉為在地、半漁半農，參與山林資源轉運的社會生計型態。

在19世紀末，當漢人擴展勢力至新社部落時，社人則以遷建「山西祠」為策略回應，藉此凝聚部落。時至20世紀初期，又因應國家土地與大租政策規範，設置三貂祭祀公業。公業的成立，展現著社人面對新制度及做出調適的能動性，同時也在番漢族群認同出現混同之際，反饋形塑20世紀中期三貂社人的族群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