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對雲南金齒百夷及其以南土官地區的設治新證

本文利用《元史》丶一方立於1461 年《敎諭康公墓誌》的新出墓誌碑刻、其他漢文及傣文史料，探討自1260年至1381 年蒙元對雲南邊境金齒和百夷政區統控模式的演變。另外也檢討統控模式的變遷如何影響土酋既有勢力的格局，尤其是對13 世紀百夷新興的影響加以考證。本文提出5 個論點：首先，蒙元通過恢復被廢黜段氏的權威，設置段氏總管，獲得故大理國邊境的政區；其次，蒙元沿着大理國時期既有的交通路線，從滇西延伸向伊洛瓦底江上游及瀾滄江流域等地區推進；第三，行省採取直接軍事佔領的模式統控邊境，對金齒百夷土酋的統治主要是為軍事服務，要求段氏及歸附土酋充當嚮導以及與緬國交往的中介；第四， 1286 至1287 年間設置征緬行中書省，驅逐伊洛瓦底江上游的緬國勢力，但1303 年罷征緬行中書省、撤走駐軍之後， 1327-1331 年蒙元任命百夷和蒲蠻土酋為土官，包括段氏在內的雲南土官才逐漸成為統控邊境政區的主要力量。麓川路百夷土官在此歷史背景下趁勢崛起；第五，援引1341 年一位內地人受任八百等處宣慰司官吏的事例，提出雲南行書省和段氏總管通過提供底層吏員，充實金齒、百夷、蒲蠻等土官行政能力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