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程不永定—論淸代淸水江中下游流域民刻官文碑中的社會結構過程

淸代淸水江中下游流域的民刻官文碑，作為一類被地方民眾群體能動生產出來的碑刻，是硏究地域社會極富歷史價値的民間文獻。民刻官文碑在兩方面作用於地域的社會結構過程，其一是作為一種制度策略，其二是作為在日常生活中與民眾互動的碑刻本身。民刻官文碑作為一種制度策略，體現了民眾日常生活與官方制度的互動，並揭示了該地域「案定即章程」的制度形成機制，然而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當地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對於民刻官文碑富於能動性的理解和使用。各項制度在管理民眾的同時也被它管理的民眾不斷地完善着。王朝國家的官員，在執政時並沒有以一種整齊劃一的姿態執行着各項制度，也沒有一套完備的制度擺在他們的面前。在制度延續的過程中，民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民間團體的利益爭端與互動，成為了倒逼各項制度調整的契機。這種「章程不永定」的制度日常運行狀態，將該地區的制度硏究引向了對「人」的關注。制度調整的結果通過民刻官文碑的形式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並轉化為社會記憶，開啟了地方社會新的結構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