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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尊敬的施其樂（Carl Thurman Smith）牧師於2008年4月7日在澳門主懷安息。
 
　　4月9日晚上，筆者突然從盧龍光牧師處收到這個消息，並得悉安息禮拜將於翌日（4月10日）早上在澳門舉行。心裡曾泛起到澳門參加安息禮拜的念頭，但因為當天早上有課而無法成行。巧合的是，我要上的課正是施牧師最擅長的「香港基督教史」。我相信，盡力教好這門課，就是對施牧師最好的悼念與敬意。
 
雜憶施其樂牧師
 
　　施其樂牧師是著名的香港史及香港基督教史前輩。1918年3月10日生於美國俄亥俄州。1940年大學畢業後，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攻讀神道學碩士，1943年畢業後，獲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urch（現時的United Church of Christ）按立牧職，並先後在紐約及費城牧會。1960年，施牧師決定投身海外宣教工作，加入United Board for World Ministries，1961年奉派至香港。1961至62年間，施牧師在中華基督教會位於屯門何福堂的香港神學院任教。1962年香港神學院併入崇基神學院，施牧師一直在此任教，至1983年退休。1
 
　　早於大學本科的時候，筆者已久仰施牧師的大名。遺憾的是，進中大歷史系唸書時，剛好是施牧師退休之年，一直沒有機會在課堂上跟他學習。記得1992年第一次與他見面，跟許多人一樣，是親自上他在美孚的家（也是他的研究室）面聆教誨，獲益匪淺。那次見面，施牧師很關心我的研究興趣。我跟他分享自己三年前完成的碩士論文。由於我們對「中國（華人）基督徒」有共同的關注，因此大家談得十分投契。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大方地讓我翻閱其書架的珍貴藏書，甚至容許我把一些善本書借走。後來又讓我再次上他的家抄錄資料（即使他不在家，只要跟他的菲籍傭工［其實是其研究助理］打個招呼亦可）。他對後學的支持及鼓勵，令我深受感動。
 
　　我們共同的興趣是中國基督徒，但那時我未開始投入香港基督教史。95年博士畢業後，我主要專注於中國基督教的研究。大約在1998年間，我那時任教的建道神學院要開設香港基督教史，於是我馬上重讀施牧師的著作。其實，當年香港基督教史的研究在本地仍未受到重視，可以參考的就只有施牧師及李志剛牧師兩人的研究成果。期間得悉施牧師剛於一年前在崇基神學組開設香港基督教史，再次錯失課堂上跟他學習的機會。後來，從一位曾修讀這科的教會好友取得課程大綱，如獲至寶。毋庸諱言，自己第一次執教香港基督教史時，就是按著施牧師擬定的綱目再作修改。雖然沒有直接受教於他，但他無疑是我在香港基督教研究及教學方面的啟蒙老師。
 
　　大約是2001年，我在某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一篇關於香港基督教平房村的論文。午膳時，剛好坐在施牧師旁邊，跟他談及自己最近的研究課題，他馬上給我一些意見。施牧師慈祥和藹的形象，至今仍在我心。2003年第三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學術研討會以「香港基督教史」為主題召開時，主辦單位特別宴請施牧師，向這位老而彌堅的香港教會史資深學者致以敬意和敬禮。當時他已受聘於澳門文化局，把研究重點轉至澳門，大多時間在澳居住。這是我最後一次跟施牧師見面。
 
　　施其樂牧師自1961年來港，40多年來默默耕耘，推動香港史及本地基督教史研究。回顧他的學術生涯，在兩方面給我們帶來挑戰：
 
挑戰一：華人基督徒在哪？
 
　　第一，是他對華人基督徒的重視。施牧師曾說，他在1961年來港後，被要求教授中國及香港基督教史。當時他對這個領域完全陌生，為備課而搜集資料。他很快就對華人基督徒產生濃厚的興趣，這群在殖民地處境皈依基督教的華人深深吸引著他。他們究竟從何而來？基督徒的身分對他們有何影響？他們會否變得更西化？在多大程度上華人信徒離異於傳統文化？不過，當他廣泛閱讀資料時，卻發現傳教士才是文獻的主角，關於華人的資料乏善足陳。後來他在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一書的自序中，不禁問：「故事的重點是否應放在中國人這邊？」他明白自己並非中國人，對中文資料的掌握亦有限制，但是他卻說：「在備課的時候，我責無旁貸地重視教會發展中的華人層面，多於傳教士的層面。」2因此，施牧師致力於發掘各種各樣涉及華人的資料，重構他們在歷史曾扮演的角色。
 
　　得指出，施牧師對「華人」的鍾愛，並不局限於那些在歷史上開創豐功偉蹟的「大」人物（他只寫過三篇關於孫中山的論文）3，更多是藉藉無名的「小」角色。4在施牧師的著作中，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華人名字。這些名字，大多是名不經傳的小人物，卻因緣際會地在歷史文獻中留下殘存記錄。施牧師沒有因此而輕視他們，反倒致力重塑他們的面貌，並努力地串連這些個體，再併出一幅更具代表性及解說力的歷史圖像來。
 
　　同時，施牧師亦偏愛於歷史上的弱勢及邊緣群體，特別是香港史上的婦女、妹仔、童工等。5這種對孤兒婦女的重視，未嘗不可追溯到其基督教背景及牧者關懷。當然，他在協和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特別是受到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的影響，6孕育他對社會的關懷（他形容自己的思想一直屬「左翼」的）7。
 
挑戰二：動手動腳找史料
 
　　第二， 是他對史料的重視。施牧師早於十四、五歲時，便有興趣利用族譜和個人資料來研究自己的家庭及社區的歷史，後來更積極參與族譜學的研究。8當他來港從事香港基督教史的教學及研究時，這種訓練為他奠下紮實的根基。曾到訪他家的人，肯定驚訝其多年來抄寫的14萬張資料咭。1961年來港後，施牧師開始在報章、碑銘、教會檔案、遺囑和各類官方刊物中，收集香港、澳門及中國沿海城市有關人物、田土、機關組織及商業方面的資料。他把這些資料一一抄寫在資料咭上，再按類排列。9他曾展示一些給我看，上面寫上華人的名字，以及一些背景，以及可追縱的資料。部分關於華人基督徒的資料（包括生卒年份、宗派背景、籍貫等），更是他在基督教墳場的墓碑上抄寫下來的。認識施牧師者都知道，他身軀龐大，很難想像他在墳場的梯級上落，渾身大汗地作記錄的模樣。傅斯年曾形容治史者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施牧師成為這句話的最佳註腳。
 
　　此外，施牧師在重構教會歷史時，從沒有忽視檔案的價值。他先後多次利用休假的機會，到訪英國、美國、瑞士及德國的差會檔案館，查閱香港基督教史上的「老牌宗派」（聖公會、倫敦會、浸信會、巴色會、公理會、循道會）的差會檔案。10事實上，施牧師對「華人」的重視，並不代表他漠視傳教士的角色。相反，他的研究清楚展現出在香港的獨特歷史處境下，傳教士及華人信徒間的互動關係。
 
　　雖然施牧師十分執著原始史料，但他的研究成果卻不限於叙事，反倒是企圖藉著史料的整合，提出對歷史事件的解說。他曾說：「在叢林中望著一顆樹或灌木，您會感到迷失。但當您開始看到這顆樹或灌木與鄰近環境的關係時，整個生態圖像就頓然呈現出來。」11當然，他這種治史的方法──通過搜集及整理大量史料來重構史實及解釋，對於要求石破天驚的史論的人而言，並不吸引。12不過，施牧師對史料的執著，在在提醒我們，在沒有充份搜集資料、整理分析之前，不應急於為歷史提出宏大的解說及論斷。這些建基於片面事實的解說好像十分吸引，但最終是經不起歷史事實的考驗。基督教傳入香港已超過160年，我們好像擁有160多年的歷史，但其實仍沒有建構歷史（constructed history）。
 
愛上歷史，書寫歷史
 
　　四十多年來，施其樂牧師在香港史及香港基督教史的研究領域裡默默耕耘，在荒蕪的園地作開墾及撒種的工作。作為一位來自美國卻以香港為家的教育傳教士，他對香港的關愛，委實令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感到慚愧與汗顏。我們對本地的社區及教會歷史的了解及認識有多少？在「集體回憶」愈益受到香港社會重視的當下，我們亦須致力重構基督教在香港的「過去」，「書寫」更多香港基督教的歷史。您願意回應施牧師給我們的挑戰嗎？
 
　施牧師曾在一篇回顧自己研究經驗的文章的總結時，形容他所鍾愛的歷史研究：
 
這是我的興趣與喜樂，並將不斷給我的生命賦予重大意義。……它豐富我的生命，並成為我的祝福。13
 
作為治史者，筆者心裡由衷地認同施牧師的感受，謹以此與諸位互勉。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園地如果日後能夠開花結果，我們不要忘記這位為我們開墾及播種的默默耕耘者。
 
註釋
 
1 關於施牧師的生平，參Christopher Munn,“Introduction to the Paperback Edition,” Carl T.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KU Press,2005), xix-xx. 另 May Holdsworth,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43-148。另李家駒、黃文江，〈施其樂牧師：傳教士成為歷史學者〉，《思》，期31（1994年5月）。本文獲香港基督徒學會批准，轉載於《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通訊》，期4（2008年5月）。
 
　　關於施牧師與崇基的關係，可從神學院的檔案得知。自1962年開始，他在崇基神學院任教。1968年，崇基神學院加入崇基學院，成為哲宗系下的神學組。施牧師成為神學組唯一的全時間講師，至1970年休假回國。1972至76年起任神學組部分時間講師，76年起為榮譽講師（Honorary Lecturer），至1983年退休。1995至1999年間，任神學組的副研究員。期間在1996至1997學年任教香港基督教史。
 
2 Carl T. Smith,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xiii.
 
3 Smith, “Sun Yat-sen 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Hong Kong,” Cheng Feng 20:3 (1977): 153-165; “Sun Yat-sen’s Middle School Days in Hong K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lice Memorial Hosptial,” ChengFeng 21:2 (1978): 78-94; “Sun Yat-sen’s Baptism and some Christian Connections,” Cheng Feng 22:4 (1979): 170-189.
 
4 Carl T. Smith, “An Early Hong Kong Success Story: Wei Akwong, the Beggar Boy,” Chung Chi Bulletin 45 (1968): 14.
 
5 Carl T. Smith, “Ng Akew, one of Hong Kong’s Protected Women,” Chung Chi Bulletin 46 (1969):13-17, 27; “The Chinese Church, Labour. Elites and the Mui Tsai Question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HKBRAS) 21 (1981): 91-113; “The First Child Labour Law in Hong Kong,” JHKBRAS 28 (1988):
 
44-69; “Protected Women in the 19th Century Hong Kong,” in Women and the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Collusion ad Escape among Chinese Women, eds. by Suzanne Meyers & Maria Jaschok (Hong Kong: HKU Press, 1994), 221-237.
 
6 李家駒、黃文江，〈施其樂牧師：傳教士成為歷史學者〉。
 
7 May Holdsworth,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148.
 
8 他於1950至60年，擔任美國賓州族譜學會（Genealog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的榮譽秘書長及研究員。曾著有Reference Guides for Course in Genealogical Methods (1959, 1973)。
 
9 〈比港人還了解港人的「鬼佬」牧師〉，《明報》，1996年8月3日。另香港歷史檔案館，〈「施其樂牧師資料集」檢索系統〉，《華南研究中心通訊》，期15（1999年4月），頁10。
 
10 Carl T. Smith, “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 in Carl T. Smith, 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 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 Co., 1995),308-319.
 
11 May Holdsworth, Foreign Devils: Expatriates in Hong Kong, 147.
 
12 施牧師曾說，在1965至66年間，他再回到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撰寫題為 “Scholars and Scholars: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China Miss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Its Result ” 的碩士論文，但在答辯時被要求改寫，把部份正文的資料移至附錄。施牧師由於沒有遵從，最後沒有取得學位。(Carl T. Smith,“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 pp310-311.) 該論文長達270頁，共四部分11章，施牧師曾計劃以專書形式出版，但最後沒有成事。書稿的大綱現存於崇基學院神學院檔案。
 
13 Carl T. Smith, “Experiences in Research and Findings on Local Church History in Archives,” 315.

  剛在3月於澳門度過其九十歲生日的一代香港史研究者施其樂牧師（The Rev. Carl T. Smith），不幸於4月7日在當地鏡湖醫院病逝。對這位半生在香港工作和研究的前輩來說，能活到這把年紀，大概不算憾事。然而筆者對這位良師益友、也是 香港史巨人的離去，失落之情仍不免油然而生。
 
  筆者以「一代」和「巨人」來形容施牧師，絕非言過其詞，他為香港史所付出的貢獻，可說前無古人，雖然不能說一定後無來者，不過要超越他的成就，看來相當不 容易。令筆者深感敬佩的，是他的研究基本上沒有學術機構支持，四十多年來施牧師孜孜不倦翻閱數之不盡的資料、撰寫文章，都是源自他對香港早年社會的好奇， 這份好奇和堅持，大概讓不少專業史學者汗顏吧。
 
  施牧師於1918年在美國俄亥俄州戴頓（Dayton）市出生，大學畢業後進神學院修讀，後加入美國一個差會，於1960年在耶魯大學學習廣東話數個月之 後，隨即獲派往香港傳教。抵港後，施牧師先在差會位於屯門的神學院任教，一年後轉往崇基神學院，並在該學院工作至1983年始告退休。
 
  根據施牧師的回憶，當他在神學院開始任教基督教在華（包括香港）歷史時，發現當時的資料只限於傳教士以及他們所作的事工，對華人教徒的情況與處境，幾乎一 片空白，這對理解早年教會工作實質幫助不大。為理解早年香港的情況，他開始從各種資料入手，希望從中梳理一些早期教會與華人關係的脈絡，自此施牧師便與香 港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在施牧師開始研究香港早期發展之時，本地史在學界的研究可說完全不成氣候（其實到今天也好不了多少，長期以來我們對很多重要的題目仍一知半解甚至毫無頭 緒，如早期的華人生活、英國接收「新界」遇到的武裝抵抗、「三年零八個月」等），當時一些華人學者大都沉醉在南宋宗室在香港落難的一幕，對香港的近代發展 不聞不問；西方學者只把眼光放在新界的大族上；在大學教授香港史的講師則從一些英國殖民地部的檔案以殖民者的眼光撰寫本地歷史，在這類著作中，華人除了三 數位如何東（其實是混血兒）、何啟、孫中山等人物稍稍提及外，其他一概沒名沒姓，什麼面目也沒有。相對於此，施牧師則從檔案和文獻，包括他有機會翻閱的官 方報告、憲報通告、田土廳紀錄、地圖、立法局會議記錄、港督與倫敦的通信等，加上其他如中、英文報章、教會檔案、私人通信，甚至遺囑及訃聞等，以及實地考 察，把香港不同的發展面貌包括地區歷史、毫不起眼的人物、華人組織等，以生動的形象呈現出來。與當時流行的香港史著作不同，在他的文章中，管治者從來不在 顯眼的位置；被認為在香港的發展「舉足輕重」的英商，在施牧師的文章中，也沒有多少的位置。事實上，當我們漸漸認識華人在香港歷史的地位時，這些英商的歷 史定位很可能將被修正。
 
  在數十年的研究中，施牧師共抄下了十多萬張以人物為中心的資料卡，這些資料卡今天已成為研究香港歷史的一大寶庫。1以數量來說，由於參考的史料繁複，施牧 師撰寫的文章並不算多，不過其中不少卻屬開創性的題材，把過往官方記錄式的香港史研究方法帶進新的領域，為後進的研究者提出全新的角度閱讀香港的歷史發 展，這也是他對香港史研究的一大貢獻。施牧師撰寫過的題材包括過往甚少學者注意的「涉外婦人」（protected women）、華人基督徒以及他們與教會的關係、少數族裔、遺囑研究等；此外，他更以田土廳的檔案，把地區歷史重構起來，這都是以往學界聞所未聞的。　可 能由於施牧師不是「正途」出身，更不是史學博士，本地史學界對其一直相當冷淡，很少與其交流香港歷史發展的問題，誠為可惜。十多年前，曾有一本有關香港史 學研究的專著出版，編者對施牧師甚至隻字不提，筆者希望這只是編者無心之失﹗對於學術上的成就，施牧師終於在三年前得到認可，獲得一個榮譽博士的學位，不 過這卻不是由本地的大學所頒發，而是隔鄰澳門的一所院校。對一位半生以香港為家，以理解香港歷史發展為己任的的研究者來說，這是何等的諷刺，或許，本地的 大學對頒授榮譽學位有其特殊的要求吧。
 
  多年來，不少學界人士往往以史料不足為由，而最常見的說法是戰時散佚，把香港史的研究特別是對早年華人社會的理解說成困難重重，不過從施牧師的研究成果來 看，這全都是托辭！可以說，從施牧師的時候開始，香港史的研究已進入了新的階段。讀者若要對香港歷史有新的認識，大可參考施牧師的兩本論文集 ︰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華人基督徙︰精英、中間人與香港教會），以及A Sense of History: Studies in the Socialand Urban History of Hong Kong（歷史的意識︰香港社會與都市歷史的研究）；此外，施牧師的文章亦散見於一些學報，包括《景風》、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會刊等。

註釋
1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收藏了這些資料卡的複印本供研究者查閱使用。

我們尊敬的施其樂（Carl Thurman Smith）牧師於2008年4月7日在澳門主懷安息。

本港三位文史研究者各自撰文表達其對施牧師的尊敬和懷念。雖然高添強和邢福增的文章己分別在《信報》2008年4月12日和《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通訊》，第十六期（2008年5月）刊登，但是，這兩篇文章加上鄭銳達的文章可以充份說明施牧師的史才、史識和史德，故編者把其一併放在這期的通訊，以悼 念施牧師。
施牧師對香港史研究的貢獻，與提攜後輩的功勞和用心，在這三編紀念文章中已得到絕對的肯定和表揚，不用編者多作註腳。編者最早接觸施牧師是在華南研究會。 在創會的早期，該會每次例會皆安排研究者或會員發表研究心得，施牧師皆會抽空出席，正如他在〈華南研究會十周年紀念刊序言〉中所言，他其實是聽不懂發表者 所使用的廣東話，為了不想與會者因提供即時傳譯而失去分享研究心得的機會，他總努力在扮聽懂
發表者的言論。施牧師的目的就是以行動來支持該會的「年青人」，並且不希望因為自己的出現而阻礙了「年青人」的學習。這點是施牧師令各人敬佩的眾多原因的其中一點。

施牧師為香港史的研究帶來很多創新和挑戰，當很多研究者仍然著眼於如何以香港史說明中國大歷史之時，例如中港關係、對革命的貢獻或經濟發展等課題時，施牧 師卻把眼光向下、關注本港社區的獨特發展，以及妹仔和婦女等弱勢社群的歷史與生活。這些研究課題到了今天才被人們關注。由於施牧師研究的先創性和深度，今 天，在上述研究課題中他的著作仍是不能不被閱讀的作品。

看著施牧師豐富的著作目錄，在敬佩之餘，編者不禁汗顏，只要想想施牧師本人健康的問題，便可以想像到其用功之勤，即使其以高齡移居澳門後，仍然著作不斷， 對此，我們任何用以說明著作貧乏之理由，皆變得只是藉口。只要想想在沒有電腦的幫助下，施牧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香港歷史檔案處抄寫資料，再加以分類
和儲藏，並且無私地公開給各有興趣者閱讀和使用，這種魄力、精神和對研究的執著，值得我們學習。

很多學者憤憤不平認為施牧師的香港研究備受忽略，但從上述三篇文章，編者深信施牧師的貢獻及其風骨，早已留在很多人的心中。看其寧願不稍作修改其碩士論文而放棄學位（見邢文註釋1 2），可知學位這些名譽，對於施牧師只是浮雲，他執著的是學術與研究。

即使長輩享壽高齡，離去，總是令人悲痛萬分。